“我提过吗？”波特努瓦（Portnoy）回忆着说道，“我十五岁的时候，坐在纽约来的107路公交车上，把那玩意儿从裤子里提了出来，然后来了一发。”好吧，他确实没说过。但他提过另一件事，他在几年前“强奸”了自己家里的晚餐，当时他用一块肝片手淫，然后及时将它放回冰箱，享受茶歇。自《波特努瓦的怨言》（Portnoy's Complaint, 1969）以来，菲利普·罗斯（Philip Roth）一直在探索将喜剧身体化的方式与缘由。2011年，他在四号电台（Radio 4）接受了马克·劳森（Mark Lawson）的采访，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，他提出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建议：如果想要找到这种幽默的最佳方案，那就必须承认它的两大特质——抵制理论、热爱矛盾。劳森还追问他关于《低入尘埃》（The Humbling, 2009）的问题，譬如某场戏中那根“绿色假阳具”的意义。罗斯答道：“有些时候，假阳具就是假阳具。”劳森并不满意，他继续寻求这类场景的“意义”，他还向罗斯提议：“你必须给这本书赋予一个意义。”但是，喜剧精神往往是反概念的，它至少对于概念不大耐烦。罗斯用一句话终结了这个话题，他的观点听起来很正确：“我不想对这本书进行任何抽象或概括。我只是用假阳具做它该做的事。”